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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源期刊网访《天涯》主编李少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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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涯》以一种边缘的底层的立场来坚持自己的文学之道,让作家走向社会现实,让普通百姓走向文学。办《天涯》,让人觉得自己有活力,不孤独,不落伍。   我有点像一个完美主义者,总是希望每一期《天涯》都有一些可以留下来的东西。或者说是一种思想,或者说是一首诗,或者说是一种观点。   我觉得这个社会上总得有些人更关注精神生活,我们这种人不应该过于计较金钱利益。否则我怎么可能会从一个报业集团到《天涯》来?薪水一下少了一半。                                 ——《天涯》主编李少君               关注现实,注重独特的个人感觉与感受力,相对来说更有原创性为《天涯》的特色   龙源期刊网:《天涯》——中国文化思想界的一个品牌,被誉为中国思想界和知识界一面最明亮的镜子。这面镜子都照亮了些什么?给中国思想界和知识界带来什么震荡?请您介绍一下这本刊物。   李少君:《天涯》十年前有一个改版计划书,在里面是这样说的:“改版后的《天涯》力图成为一份具有道义感、人民性与创造力的文学文化刊物,致力于历史转型期的精神解放和精神建设。它仍然以小说、散文、诗歌为主体,同时注重继承和发扬中国杂文学即大文学的传统,注重培育和保护各种边缘的、杂交的、新异的文体。它支持作者们对传统的文学样式予以革新和探索。与此同时,文学家的非文学关注,非文学家的文学参与,作为文学的外延和纵深,亦将在这里获得充分的版面。本刊视文化多元化互补和艺术与学术的个性自由发展为精神成长的必备条件,愿意成为不同观点与流派好作品同展风采的舞台。”   《天涯》被人们认为是思想界和知识界的一面镜子,我觉得主要有两点:一是它产生在一个市场冲击最厉害的时候,它是逆风而上;二是十年来它一直坚持着当年的理想和信念,这也是比较罕见的。所以《新京报》曾经有评价说:《天涯》已成为中国有理想与激情的知识分子社会实践的一部分。十多年来,《天涯》几乎介入了所有中国重大问题的争论,关注了所有重大社会事件与现实。      龙源期刊网:批评家张新颖把《天涯》称为“下降的文学,上升的杂志”,如何理解这句话?   李少君:张新颖这句话的意思是:文学要面向广大的世界与社会现实,不要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回避社会问题及现实复杂性。而这与《天涯》一贯的立场是一致的。   龙源期刊网:关注底层和弱势群体、多元文化、包容另类是《天涯》一贯的立场,她以草根性深受许多出身于农村的读者的认同和青睐。《天涯》这个立场是如何形成的?前卫而不花哨、先锋而不哗众的风格又是如何形成的?   李少君:这其实与当代社会的现实变化密切相关。中国的现代化,一方面确实取得了巨大成就,另一方面也在效率与公平的争论中发生了一些倾斜,使得一些弱势群体的利益和权利没有得到很好的保障。而作为一个一直提倡民主、平等等理念的杂志,《天涯》当然不能视而不见,我们希望社会能保持一种平衡,这样才可能真正地做到可持续发展;另类、异议同样是要保护的,所以,我们对多元化的局面也格外重视,并为之努力。   而这样的思想本身就是前卫的,是真问题,不是哗众取宠的假问题;同时又是很现实的,实在的。《天涯》把这样的思想贯彻在办刊过程中,就自然形成了这样的风格。   龙源期刊网:“新左派”是《天涯》这些年被人贴上的最大一个标签,与“自由派”对立。如何理解“新左派”和“自由派”这两这个概念?   李少君:“新左派”和“自由派”的划分,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   最重要的一个背景就是1980年以来中国社会和思想界的变化。1980年是一个思想启蒙、个性解放的年代。那时的目标是全民追求现代化、西方化,还有全球化。上上下下一心一意发展经济,“发展是硬道理”,直接体现就是全国各地完全以GDP增长为最高目标。但到了1994、1995年前后,无论是经济发展(比如当时沿海地区的房地产泡沫),还是社会发展(比如贫富两极分化加重等),都开始成为一些问题。新的问题、原来没有预计到的问题出现了,这些问题就需要警惕、反思。而向来敏感的知识界对此先行了一步。首先是文学、文化界敏感到一些新问题了。   于是,1995年前后,从文学界开始,后来延伸到文化界,有一个所谓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它提出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在市场化、商业化大潮的冲击下,知识分子怎么办?当时的情况是除了前面提到的那些如贫富分化、“唯GDP论”导致社会失调、城市农村隔离对立等社会矛盾之外,还有一个触目惊心的现象就是原有的传统道德、伦理价值全面崩溃,新的道德、伦理原则还未建立,出现了普遍的精神危机与信仰危机,形成了一个所谓“信仰真空”与“价值真空”。而知识分子原本就是负责提供伦理信仰价值的。如今知识分子都手足无措,惶惶不可终日了,如何可能来提供这些价值观念?所以,面对这一情况,一种看法就是要拥抱这种潮流,投身进去;还有一种看法则是要退回到书斋,做所谓专业化的知识分子,坚持一种专业精神,回避那些公共问题;再有一种则是坚持批判性的知识分子立场,主张要主动介入社会,要为民众提供辨别理解判断的能力与视角,不能被动地被吞噬,要成为公共知识分子,要提供一套道德价值体系。   应该说,第三种声音是知识分子中比较新的一种声音。这种声音由于相对新异,开始引人注目起来。其中一些代表人物就是后来也相继介入“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争论”的一些作家、学者,包括张承志、韩少功、王晓明、陈思和、朱学勤、张炜、史铁生、李锐等。而在这个时候,韩少功、蒋子丹正好接手《天涯》,应该说,历史给《天涯》提供了一个契机。1996年,《天涯》改版,将这些知识分子全部聚集了起来,一下子吸引了众多目光。因为在此前,批判性知识分子的力量还是比较分散的,也没有什么特别明确、稳定的阵地,只是在《上海文学》、《读书》等刊物上开辟了一些讨;而《天涯》适时出现,为这些批判性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尽情施展的舞台。   1997年前后,出现了所谓亚洲金融危机。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所谓亚洲四小龙和日本。因为它们完全以城市化、现代化,也就是西方化、全球化为目标的,而且整个是在美国主导的所谓全球经济体系的扶助下发展起来的。当时,其繁荣一夜之间就如泡沫般爆裂了。这是什么原因?而且由于亚洲四小龙和日本离中国非常近,一直是中国学习的榜样,很多经验和模式都曾被搬到中国来,就引起了格外的警醒。同时中国也从中得到一个教训,那就是大家意识到:实际上有很多东西,并不是你想追求,你就能够追求得到的,比如经济发展、繁荣富裕。它受很多因素制约。比如说国情。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不同的情况,比如说在美国、西方,它们现代化的前提就和我们不一样,它们先行一步,首先是能源,它们就有优势,它们已经把全世界的资源基地瓜分了,像石油、天然气什么,它抢先占了;还有人口的压力,它们通过开发所谓新大陆、殖民主义,已经成功转嫁危机了,过剩的人口也向外转移了——从欧洲向美洲、澳洲转移。而美国,本身是一个新大陆,它没有那些人口问题。但亚洲不一样,亚洲国家没有办法转移这些问题。那也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学习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历史背景都完全不一样。应该说,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它使很多人意识到,以前的目标是有问题的。于是一切归结到一点:具体到中国的国情,如果中国也想现代化,那么到底中国应该走怎样的一条道路?面对这一问题,知识分子中的争论更加深入。而且是,在人文精神大讨论引发知识分子分化后,关于这一更重大的问题的讨论,导致了批判性知识分子内部也产生了进一步的分化,我称之为“批判知识分子的左右分化”。一部分知识分子坚持还是应该以西方为主导,对内倡导诸如自由、民主、法制、宪政等观念,来取代旧的意识形态与体制,对外则继续开放、彻底走市场经济之路。他们认为中国出现的问题就是因为学西方学得还不够,还不彻底,受到了原有意识形态和体制的阻挠,以至“四不象”。所以要一切以西方为标准,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而不是亚洲四小龙那样的“四不象”的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完完全全融入美国主导的所谓世界文明体系。他们还对所谓“亚洲价值观”进行了批判;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则指出模拟复制欧美式现代化道路的不可能,历史事实已经证明此路不通,亚洲金融危机就是证据。而发达的欧美国家出于自己的利益考量,也不愿看到一个强大富裕的中国崛起,来分它们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赚取的红利。所以,中国应根据自己国情,摸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不管是从左的方面还是从右的方面,知识分子都试图就新的问题和情况,提出自己的一系列解决中国现代化之路的方案。   这个阶段,我个人称之为对自改革开放以来坚定不移的“改革开放路线”进行反省、思索、讨论的“总体性反思阶段”。我认为到了这个时候,中国社会开始进入了一个全方位的反思阶段。当然,其原因也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到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各种新的情况出现了,各种原来潜伏累积的问题暴露了。   于是,继从文学界、文化界开始的,就信仰啊、道德价值啊等展开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后,社会问题的讨论开始深入经济、法律、政治等各个领域、各个方面,一些经济学家、法律学家、社会学家等也开始介入,如当时的胡鞍钢、崔之元、王绍光、黄平、何清涟、秦晖、梁治平、朱苏力、贺卫方、刘军宁、韩德强、卢周来、任剑涛等,还有一些敏感的人文综合性知识分子如汪晖、李陀、徐友渔、王小东、萧功秦、南帆、韩毓海、旷新年等,以及原来在人文精神讨论中活跃的王晓明、朱学勤、韩少功等也加入进来。这个“总体性反思与争论”的阶段,后来被一些人称之为“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讨论”,其实质,就是围绕着“在新的情况下,中国究竟应该走什么样的一条现代化道路?”这个问题而展开的。   龙源期刊网:“在我们这个声音嘈杂的现实环境里,思想的声音仍然还很微弱,我们希望通过努力改变这一状况”这是您曾说过的一句话。这种改变的力度有多大?   李少君:在我们当下来谈这个,可能为时过早。一种思想产生作用,需要时间。《天涯》上的很多思想,其实正在变为现实,我们自己都可以感受到。但思想产生作用,很难一时看清楚,是比较模糊的。不过有些情况确实在朝着我们追求的方向前进。比如我们一直主张可持续的发展,还有我们对生态问题一贯的关注。已经产生了相当的作用。   为了说得形象一些,我以“自然之友”的工作作为例子吧。比如在“自然之友”等环保组织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下,北京等地的宾馆里已经不再主动提供洗涤剂,除非你需要时才会给你。确实一般宾馆里的洗涤剂、洗涤用品都给浪费掉了。还有,比如室内温度,专家研究出26度是人体最适应的温度,而且空调26度时是最省电的,现在很多宾馆也都将空调的温度固定在26度……这些情况的出现,应该说与环保组织做的大量工作有关。   《天涯》也是如此。1999年我们发起生态环境问题讨论,发表了《南山纪要:我们为什么谈生态—环境?》,在知识界引起很大反响。但《天涯》并不就此罢休,在国内一些环保组织发起“保护虎跳峡”运动时,《天涯》立即做出反应,全文发表了他们的号召签名的呼吁书,《天涯》是当时惟一全文刊登这份呼吁书的报刊。这其实就是《天涯》自对“生态问题”的宏观反思之后,进入到具体的一些行动的表现。《天涯》最近又和“自然之友”等组织联合发起了“自然生活与思想”的征文,希望在全社会推广一种自然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我们认为,这样的工作只要坚持下去,迟早会取得一些成效。这也是一些环保组织愿意与我们合作的原因。   龙源期刊网:文化界一直流传着“北有《读书》,南有《天涯》”的说法,两者都以思想、文化见长,相比之下,《天涯》的特色是什么?《天涯》与《书城》、《书屋》又有什么不同?   李少君:《天涯》的特色,我觉得主要是关注现实,注重独特的个人感觉与感受力,相对来说更有原创性。举一个例子,一部好电影或好的美术作品出来了,别的杂志可能是组织评论,我们则是直接约导演、编剧或画家本人写文章,阐述他的创作动机和介绍创作过程、心理。所以一些导演,例如贾樟柯、王超、吴文光及画家徐冰都给我们写过文章。我想这是我们和其他文化杂志的不同吧。他们更注重知识介绍。   龙源期刊网:目前《天涯》的生存状况如何?在国内做一份人文、艺术类杂志在你看来所要具有的条件有哪些?与国外相比我们的差距在哪里?是否同时又具有国外所不具备的生长土壤?   李少君:《天涯》目前属于一个上升的状态,因为同类杂志不少不办了或者方向改变,所以我们发行量还有所增加。   在国内办这种杂志,最基本的条件是要有一个真正喜欢办杂志、想办好杂志的主编和几个编辑人员,有热情,有理想,又执着。国内现在办得好点的人文、艺术杂志都有这特点。其次是上面支持,放手。   与国外一些较好的同类杂志相比,比如《纽约客》之类,国内同类杂志做的规模都还小,抗风险的能力较弱。但好处是中国很大,这样的杂志也总有人喜欢,总能生存下去;在很多国家,这样的杂志根本没有生存能力,完全靠政府和基金支持。   龙源期刊网:做一份小众的杂志,您的感受是什么?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在哪里?您对它的前景抱怎样的态度?   李少君: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而且这个小众是一个“无限的小众”,是在增加和不断更新换代的小众,其实人数并不少,而且他们是属于顶尖的人群,会对社会产生层层传递的影响。我碰到一些人,他们其实没有看过《天涯》,可是他们看过《天涯》上刊登过的文章,通过转载、互联网等,所以他们知道《天涯》是好杂志,对我们表达他们的尊敬。所以我常说办《天涯》,让人觉得自己有活力,不孤独,不落伍。   最大的问题和挑战是要不断与时俱进,因为《天涯》的读者档次很高,要求也就很高,你一个低级错误都不能犯,读者会较真。而人的精神和精力总是有限的,所以办《天涯》要不断学习,经常思考。   我对《天涯》充满信心,因为我们一是有好传统,二是有好机制,三是有好团队。虽然编辑队伍经常变化,但基本的理念与精神一脉相承,不因个别人员变动发生变化。   老百姓的书信、日记、检讨书、口头禅、公文、检举信,甚至判决书,是文学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深厚的土壤与基础   龙源期刊网:在《天涯》众多栏目中,“民间语文”这个栏目是读者评价最高、最具影响力的。该栏目之所以受读者欢迎的原因何在?《天涯》对这个栏目是如何定位和组稿的?   李少君:关于《天涯》的文学,学者张新颖有一段话概括得很好,他说:“文学是一个制度化的过程。在这个制度化的过程当中,伴随的是不断的排斥,就好像我开始接受到很多东西,但是后来有个人告诉我说那些不是文学,于是我就把它排斥掉了;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又有人告诉我什么什么又不是文学。比如说我小时候听老人讲故事,后来到我学文学的时候,就知道这个是故事,而不是文学。然后慢慢地排斥到最后,终于形成了一个越来越封闭、越来越孤立的一个圈子,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们把它叫作文学。当然我们可以把这个圈子说得好听一些,比如说随着它越来越孤立,它越来越‘上升’了,就是说它越来越‘高’了。但我有时候想,如果文学不是一门‘上升’的艺术,如果文学是一门‘下降’的艺术,那么它会怎么样?文学在‘上升’的过程中,获得了很多的技巧、很多的意识、很多很精致的东西,但是它丧失的是什么?那样一个很广阔的、那样一个很基础的、那样一个在我们的文学教育中不断被排斥掉的东西,真的是没有用的东西吗?那样一个东西真的是和我们的文学没有关系的东西吗?所以说我觉得,像‘民间语文’、‘作家立场’这样的栏目的设立,不应该说是在文学这个门类之外又有了一个其他类型的栏目,不必说它是一个另外的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就是文学,就是一个本来不应该被我们关到文学的大门之外的东西。”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张新颖在编辑年度最佳散文选本时,经常把《天涯》“民间语文栏目”里的日记或者书信之类直接选进去。而这个,也应该说是《天涯》最初开辟“民间语文”栏目的初衷,那就是把那些鲜活、质朴的老百姓的带有文学创作色彩的文本保留下来,我个人称之为“反文学、反纯文学之道而行之”的文学创作;张新颖则称之为“下降”的文学,“下降”到更广阔的地面上,而不是老悬在半空中的文学。同时,它也引导作家与更广大的社会、生活、民众建构一种关系。确实,老百姓的书信、日记、检讨书、口头禅、公文、检举信,甚至判决书里,其实蕴藏着他们的语言智慧、反映着他们活生生的现实与生存状态。是文学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深厚的土壤与基础。   《天涯》正是以这样一种边缘的底层的立场来坚持自己的文学之道。按韩少功、蒋子丹他们最初的说法,就是要让作家走向社会现实,让普通百姓走向文学。   龙源期刊网:著名作家何立伟说,《天涯》最好的是非文学部分,惟一不足的地方是纯文学的部分还缺少一定高度。在纯文学上,《天涯》如何去提高?   李少君:《天涯》不是一个纯文学刊物,文学的版面也比较少,连长篇小说都不能发,因此,要对文学创作本身产生很大的影响不容易。但《天涯》目前在可以作为的方面做得比较好。比如诗歌,《天涯》的“21世纪诗歌精选”栏目是公认的品牌栏目。还有新开的“散文新锐榜”,影响也越来越大。   龙源期刊网:《天涯》关于作者的“简介”,是名副其实的“简”:某某某,作家(或者学者),现居何处,主要著作有什么。在《天涯》,所有的书写者,所有的名字,都有着同样的、平等的平民的气息。这是否为《天涯》的刻意所为?   李少君:是很自然的。我们觉得对作者应该一视同仁,没有什么著名不著名的区别,只有好作品和坏作品之分。   龙源期刊网:《天涯》近期会不会有什么改变?有没有改为月刊的计划?   李少君:没有什么改变,会更深入地讨论一些话题。没有改为月刊的计划。   真正的网络文学有着强烈的倾诉与表达的欲望,并最终付诸实施,说不准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文学有一天就产生在其中   龙源期刊网:《天涯》是国内最早刊发网络文学的文学刊物,对网络文学怎么看待?对它的关注程度如何?   李少君:关于这一点,我最近有个比较完整的发言,贴在这儿作为回答吧。   在深圳的一个网络文学评奖会上,我对文学界有些人看不起网络文学的情况不以为然,说:其实我们仔细想一想,《金瓶梅》、《红楼梦》不就是当时的“网络文学”?   这并非我突发妄语。而是我近来在反复思考的问题。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对文学、诗歌的新一轮攻击甚嚣尘上。“诗歌已死”、“文学已死”的说法是老生常谈,不足为奇。两百年前雨果就对此不屑一驳:“今天,有许多人甘愿充当交易所的经纪人,或者往往甘愿充当公证人,而一再反复地说:诗歌消亡了。这几乎等于说:再没有玫瑰花了,春天已经逝去了,太阳也不像平日那样从东方升起,即使跑遍大地上所有的草原,你也找不到一只蝴蝶;再没有月光了,夜莺不再歌唱,狮子不再吼叫,苍鹰不再飞翔,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也消失了;再也没有美丽的姑娘、英俊的少年,没有人再想到坟墓,母亲不再爱孩子,天空暗淡,人心死亡。”两百年过去了,文学、诗歌仍然活得好好的。   还有一种,则是对文学真正充满忧虑的,他们担心在当下时代文学的价值和何去何从。他们是非常认真的,认为文学与诗歌目前面临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主要是两个情况:一是全球性的消费主义的潮流;二是网络带来的低俗化。这种忧虑值得重视,但对此,我们要放到一个长时段来看。   在我看来,文学或者诗歌,从来就是一会高潮一会低潮的;人们对文学或者诗歌的需要,从来就是一阵一阵的,对此,我倒信奉中国古代的循环史观。我们现在这种平庸、无信仰、无价值的状况会永远持续下去吗?我是表示怀疑的。全球化也确实导致同一化,消灭多样化与复杂性,消除民族个性与独特性,但元、清那样的在当时汉族士大夫看来彻底摧毁性的所谓“亡国”,情形不更严重吗?   关于全球化消费主义和网络低俗化的问题,其实是互相关联的,对此,我有不同意见。我个人认为,我们目前面临的情况无非与印刷术发明后出现的情况差不多。印刷术发明后,文化与知识得以更广泛普及,自然冲击了原来的建立在竹帛记载基础上的精英文化,事实上,也一度出现文学或诗歌的低俗化问题,比如唐宋小说,就类似今天的早期“网络小说”,是为精英阶层所不屑的,并且与今日相似,大部分小说的作者都是“匿名”的。但后来出现了《金瓶梅》。《金瓶梅》堪称最早的“互动小说”,有些内容是在传阅抄录印制过程中,阅读者自己添加上去的。当然,再后来,《红楼梦》也出现了。《金瓶梅》、《红楼梦》这样的小说,完全出自作者本能的表达冲动与需要,因为在那个时代,它们既不可能给作者带来利,也不可能带来名,反而可能带来危险,所以作者采取“匿名”的方式,导致后来为考证真正作者是谁,留下大量麻烦。这些小说的传播,靠的也是口口相传,互相推荐,也很类似今日的“网络文学”,贴在网上,任人阅读,好的大家互相转告。但这样的文学恰恰是真正的文学。所以,《金瓶梅》、《红楼梦》可以说堪称那个时代的“网络文学”,当然是最好的,如今我们称为经典。   其实真正的或者说最伟大的文学的本质或者说起源,不从来就是有话要说并不得不说、不说不行而产生的吗?哪里像今日体制化的文学生产,有的是为利,有的是为名,夹杂了大量文学之外的因素。对此,我倒要向那些真正的网络文学创作者表示敬意。真正的网络文学(也包括博客),其本质或者说起源,也同样是一个人在深夜面对电脑网络,有着强烈的倾诉与表达的欲望,并最终付诸实施。也许,说不准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文学有一天就产生在其中。   在当代,互联网促使文学普及的功绩不容忽视。对于仅仅发展九十年的新诗,我有一个大胆的说法:互联网彻底完成了从西方学习引进来的新诗的草根化。因为在网络时代,一个身处北京、上海等大都市的诗人,与一个身处宁夏、云南偏僻山区的诗人,只要他们都有电脑网络,在某种意义上,就处于同一起点上。不再像五四或文革后期,只有特殊阶层如留学生或高干高知子弟才能接触到西方文化文学经典。这样,诗人创作就必须依赖书本和知识之外的东西,比如说天赋或某种契机,那些真正有才气的诗人就会脱颖而出,挡都挡不住。我们回头看看唐朝就知道,李白的身世一直扑朔迷离,他到底来自何处,谁都不知道,但他的天才谁都能看出来,所以他一下子就冒出来了。这显然要归功于印刷术发展许多年以后文化知识的普及,使得一个出生偏僻之地的诗人也能完成一流的诗歌学习与教育,然后凭天赋迅速显示出来。李白就是那个时代的“草根诗人”。而且那个时代优秀的草根诗人层出不穷。我们这个时代的诗歌状况也与之类似,当代诗歌的成就与水平无疑是五四以来最高的,这几乎无需讨论。因为新诗的起点非常低,很容易被超越。几十年来,由于文化知识的普及,汉语的精华到处传播扩散,优秀的诗人不再仅仅限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一些地方性诗人的成就与声誉越来越高,比如于坚、李亚伟、杨键、雷平阳、桑克、江非、古马、蓝蓝、叶丽隽等。只要假以时日,他们的诗歌也会慢慢流传。   互联网最终能带来什么?我们现在不必过早下结论。至少互联网在某种意义上带来了文化知识的大众化与普及,也带来了思想的民主化,这些当然会带来一些改变,出现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但文学或者说诗歌根本的本质是永远不会变化的,它永远是一个人独自面对世界、自然与人生的疑惑与追问,是人类挑战遗忘与单一化的伟大壮举。无论前人有过多少年千千万万次探求、尝试与追问,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仍然会重新开始。   当代文学当然也面临新情况的挑战,起码在我看来,当代文学在发展三十年后,其主流“纯文学”如今面临着过于精致化的趋向。而这种精致化其实则是过于依附西方现代文学的结果。所以,有时那些虽然有些粗糙但生气勃勃的“网络文学”,比那些著名作家的“纯文学”还更受欢迎,也更能反映我们时代的真实面貌与社会真相。因此,我觉得当代文学的突破,不妨考虑向“网络文学”学习并从中吸取一些东西。   当然,文学本身永远有高下之分,最优秀的文学作品,永远是很少的。但文学的发展与前进,从来是伴随着民主化、大众化进程的。古典诗歌发展到一定时候,过于贵族化、精致化,所以后来的宋词、元曲就平民化一些,到了白话小说,就更深入市井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学应当不断向下,向下,再向下。   龙源期刊网:“天涯之声”是《天涯》曾办的一个网站,如今横行网络的不少网络知识分子最早都出自这个网站的天涯纵横论坛,后来停办了。今后会不会有再建网站的打算?   李少君:暂时没有。因为我们现在与天涯社区还有合作,还经常一起联合做些事情。   龙源期刊网:《天涯》和天涯社区都声名赫赫,同名且都在同一个城市,两者有什么关联或者有什么合作?   李少君:我们曾经联合办过“天涯之声”,后来合作中止了,良好的关系却保持了下来,经常会互相呼应。   龙源期刊网:您当时是“天涯之声”网站创始人,曾经也是惟一的管理人员。您说,从当时起,您对网络依赖很大。如今您和网络的关系如何?   李少君:我仍然保持每天上网浏览的习惯。也许人们对网络会越来越倚赖。   龙源期刊网:《天涯》曾经与国内最早最大的环保组织“自然之友”联合推出了“自然生活与思想”写作的征文。像这样与社会公益组织举办的活动,还有哪些?投身于社会公益活动,是否为《天涯》的方向之一?   李少君:我们还办了一个“天涯农民书屋”。我们会尽自己的能力做些公益事业。   国内人文阅读者群体不是会消失,而是会更新换代,所以要保持敏锐、敏感   龙源期刊网:2006年3月,《书城》因经济原因宣告停刊半年。《书屋》和《万象》近年也面临来自市场巨大的压力,连最王牌的人文杂志《读书》今年也遭遇了订户下降的难题。界内人文杂志遭遇寒冬的声音不绝于耳。您认为造成人文杂志时下困境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李少君:《读书》订户下降吗?我不清楚。《天涯》今年的订户还略有上升。而且我觉得情况这两年应该会好一些。   龙源期刊网:学者李天纲指出,人文杂志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国内人文阅读者群体的消失,其次是办人文杂志的多半是文人,他们对杂志的发行、经营工作经验不足,重视不够,而发行、经营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本刊物在市场上的最终命运。对此,您的态度是什么?   李少君:有一定道理。其实不是阅读者群体会消失,而是会更新换代,所以要保持敏锐、敏感。这一点,我去一些大学讲课,常强调。高兴的是很多大学生还在看《天涯》。   龙源期刊网:有专业人士提出,仅仅把读书类杂志称为人文杂志是片面的,是这样吗?《天涯》归类于读书类杂志更确切一些还是归类于人文杂志更确切一些?   李少君:读书类杂志也许不是人文杂志,不过我们主要还是人文杂志,原创性的人文杂志。不仅仅是知识的介绍与传播。   龙源期刊网:国外的杂志对我们是否具有参考、借鉴作用?他们的利弊在哪里?你个人比较喜欢的主流与非主流杂志有哪些,请给我们作一个推荐。   李少君:国外的同类杂志,办的时间比我们长,他们经营意识和品牌意识比我们强,他们的利用品牌增殖繁衍的意识也比我们强。这些都值得我们借鉴。   但他们也有他们的问题:他们过于专业化,更小圈子化,对大众的影响力还不如我们。我们其实比较开放,与其他大众媒体互动得比较好。比如我们《天涯》,就与很多报纸、电视台有合作,放大了我们的影响力。包括我们发起的讨论,媒体会跟进,会发生更大范围的影响。   我喜欢的主流媒体有凤凰卫视、南方日报集团、新京报、以前的香港《明报》等。非主流媒体有《读书》、《看电影》、以前的《东方》等,还有一些企业办的内部刊物。   生活中我很随意,容易满足,给我什么我就拿什么,不多要   龙源期刊网:提起《天涯》,人们总会把这本刊物和前任主编韩少功这个名字联系起来,韩少功在这本刊物留下了太多个人的烙印。作为这本杂志的现任主编,对此,您是否感到压力?如何去突破?您的文学风格对今天《天涯》的风格有什么影响?   李少君:没有。我本来就是认同韩少功的办刊宗旨才来的。如果说有压力,是因为以前起点太高,要保持这种高度都不容易。不过以前对各种重大问题的讨论比较多,我们现在则更追踪具体现实一些。   我自己的文学风格,是一定要保持自己真实的感受,我觉得只有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思想、理论才是值得信赖的。   龙源期刊网:从《海南日报》主任编辑到《天涯》主编,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心路历程?《天涯》有实现您的理想吗?从一个薪水要高一倍的单位来到《天涯》,您是否是一个对精神的追求远甚于物质的人?   李少君:那时我还年轻,想给自己的生活一些挑战。当时《天涯》正好处于一个转型关口。财政拨款一分钱也不给了。   我觉得基本上满意吧,但很难说就实现了自己的理想。   我是一个不怎么追求物质生活的人,我觉得这个社会上总得有些人更关注精神生活。再说,基本的物质需要现在不难解决,大部分人温饱不是问题,只要要求不是太高。   龙源期刊网:带着问题意识办刊物,把每一期杂志当成创刊号来办。这是您说过的一句话。是否每一期的刊物,您都会给自己很大的压力?   李少君:我总是希望每一期《天涯》都有一些可以留下来的东西。或者说是一种思想,或者说是一首诗,或者说是一种观点。所以我有点像一个完美主义者。不过生活中我其实很随意,容易满足。给我什么我就拿什么,不多要。   龙源期刊网:作为诗歌评论家,您如何看待当今诗坛的现状及发展?您曾提出诗歌的“草根性”理论,成为当下诗歌界争论的焦点。您是否认为,好诗均出身于草根?您眼里好诗的标准是什么?   李少君:“草根性”和“草根”是两个概念。伟大的作家,肯定有“草根性”,屈原、杜甫、曹雪芹等等,他们自己不是草根,是贵族出身,但他们一旦从宫廷深宅走出来,有了草根性之后,就写出了伟大的作品。所以“草根性”应该理解为面向广大的世界与人生。“草根性”另外还指一种独特的个人的原始的感觉和感受力。   我之所以提出“草根性”,最初主要针对诗歌界的几种我以为不好的倾向:如观念化、书斋化。不过现在诗歌界情况好多了,倒是小说界开始存在相同问题,如“纯文学”越来越远离现实,脱离生活,所以这一话题的争论越来越大。   龙源期刊网:大凡文学评论家,因对某些人或某些现象提出异议,不免引来一些非议。作为诗歌评论家,您也不例外吧?您如何对待这些声音?   李少君:我觉得很正常。能引起争论,说明说出了一些问题,否则谁会关注呢。我会注意倾听别人的意见,也会坚持自己觉得应该坚持的。   龙源期刊网:您的另一个身份是写作者,除了写评论,您还写随笔、小说。三者哪一个您最为看重?请介绍一下您近期的创作情况。   李少君:我都看重,都是自己表达的方式嘛。现在我主要写诗,没有什么计划。我认为,什么都可以通过诗歌表达。   龙源期刊网:您说,生活中您常常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有永不满足争取进步的要求,有时会使自己很疲惫。这是否是说,您对自己的现状永远不会感到满意?悲观和疲惫在一些人眼里,是消极的人生态度,对此,您怎么看?   李少君:我是一个大事上的悲观主义者,小事上的积极乐观主义者,也许是因为文学追求的美、自由、永恒这些东西,总是显得“虚无”、“抽象”的。其实在生活中,我是很积极向上的、充满热情的、很能感染人的,有些朋友甚至称我是“阳光型”的。   龙源期刊网:您的同事说,您身上有一种眼下已经不太多见的急公好义。比如说,碰上公家有事要联络,您拔出私人手机就给香港或者美国打电话。您是否认为这一性格为自己的优点?   李少君:我也不知道,也许是自己不怎么计较吧。我觉得金钱是小事,我们这种人不应该过于计较金钱利益。否则我怎么可能会从一个报业集团到《天涯》来?薪水一下少了一半。     《天涯》——让普通百姓走向文学 主持人:蔡凛立 --------------------------------------------------------------------------------   《天涯》以一种边缘的底层的立场来坚持自己的文学之道,让作家走向社会现实,让普通百姓走向文学。办《天涯》,让人觉得自己有活力,不孤独,不落伍。   我有点像一个完美主义者,总是希望每一期《天涯》都有一些可以留下来的东西。或者说是一种思想,或者说是一首诗,或者说是一种观点。   我觉得这个社会上总得有些人更关注精神生活,我们这种人不应该过于计较金钱利益。否则我怎么可能会从一个报业集团到《天涯》来?薪水一下少了一半。                                       ——《天涯》主编李少君             《天涯》——让普通百姓走向文学                  ——《天涯》主编李少君访谈录                关注现实,注重独特的个人感觉与感受力,相对来说更有原创性为《天涯》的特色   龙源期刊网:《天涯》——中国文化思想界的一个品牌,被誉为中国思想界和知识界一面最明亮的镜子。这面镜子都照亮了些什么?给中国思想界和知识界带来什么震荡?请您介绍一下这本刊物。   李少君:《天涯》十年前有一个改版计划书,在里面是这样说的:“改版后的《天涯》力图成为一份具有道义感、人民性与创造力的文学文化刊物,致力于历史转型期的精神解放和精神建设。它仍然以小说、散文、诗歌为主体,同时注重继承和发扬中国杂文学即大文学的传统,注重培育和保护各种边缘的、杂交的、新异的文体。它支持作者们对传统的文学样式予以革新和探索。与此同时,文学家的非文学关注,非文学家的文学参与,作为文学的外延和纵深,亦将在这里获得充分的版面。本刊视文化多元化互补和艺术与学术的个性自由发展为精神成长的必备条件,愿意成为不同观点与流派好作品同展风采的舞台。”   《天涯》被人们认为是思想界和知识界的一面镜子,我觉得主要有两点:一是它产生在一个市场冲击最厉害的时候,它是逆风而上;二是十年来它一直坚持着当年的理想和信念,这也是比较罕见的。所以《新京报》曾经有评价说:《天涯》已成为中国有理想与激情的知识分子社会实践的一部分。十多年来,《天涯》几乎介入了所有中国重大问题的争论,关注了所有重大社会事件与现实。      龙源期刊网:批评家张新颖把《天涯》称为“下降的文学,上升的杂志”,如何理解这句话?   李少君:张新颖这句话的意思是:文学要面向广大的世界与社会现实,不要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回避社会问题及现实复杂性。而这与《天涯》一贯的立场是一致的。   龙源期刊网:关注底层和弱势群体、多元文化、包容另类是《天涯》一贯的立场,她以草根性深受许多出身于农村的读者的认同和青睐。《天涯》这个立场是如何形成的?前卫而不花哨、先锋而不哗众的风格又是如何形成的?   李少君:这其实与当代社会的现实变化密切相关。中国的现代化,一方面确实取得了巨大成就,另一方面也在效率与公平的争论中发生了一些倾斜,使得一些弱势群体的利益和权利没有得到很好的保障。而作为一个一直提倡民主、平等等理念的杂志,《天涯》当然不能视而不见,我们希望社会能保持一种平衡,这样才可能真正地做到可持续发展;另类、异议同样是要保护的,所以,我们对多元化的局面也格外重视,并为之努力。   而这样的思想本身就是前卫的,是真问题,不是哗众取宠的假问题;同时又是很现实的,实在的。《天涯》把这样的思想贯彻在办刊过程中,就自然形成了这样的风格。   龙源期刊网:“新左派”是《天涯》这些年被人贴上的最大一个标签,与“自由派”对立。如何理解“新左派”和“自由派”这两这个概念?   李少君:“新左派”和“自由派”的划分,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   最重要的一个背景就是1980年以来中国社会和思想界的变化。1980年是一个思想启蒙、个性解放的年代。那时的目标是全民追求现代化、西方化,还有全球化。上上下下一心一意发展经济,“发展是硬道理”,直接体现就是全国各地完全以GDP增长为最高目标。但到了1994、1995年前后,无论是经济发展(比如当时沿海地区的房地产泡沫),还是社会发展(比如贫富两极分化加重等),都开始成为一些问题。新的问题、原来没有预计到的问题出现了,这些问题就需要警惕、反思。而向来敏感的知识界对此先行了一步。首先是文学、文化界敏感到一些新问题了。   于是,1995年前后,从文学界开始,后来延伸到文化界,有一个所谓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它提出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在市场化、商业化大潮的冲击下,知识分子怎么办?当时的情况是除了前面提到的那些如贫富分化、“唯GDP论”导致社会失调、城市农村隔离对立等社会矛盾之外,还有一个触目惊心的现象就是原有的传统道德、伦理价值全面崩溃,新的道德、伦理原则还未建立,出现了普遍的精神危机与信仰危机,形成了一个所谓“信仰真空”与“价值真空”。而知识分子原本就是负责提供伦理信仰价值的。如今知识分子都手足无措,惶惶不可终日了,如何可能来提供这些价值观念?所以,面对这一情况,一种看法就是要拥抱这种潮流,投身进去;还有一种看法则是要退回到书斋,做所谓专业化的知识分子,坚持一种专业精神,回避那些公共问题;再有一种则是坚持批判性的知识分子立场,主张要主动介入社会,要为民众提供辨别理解判断的能力与视角,不能被动地被吞噬,要成为公共知识分子,要提供一套道德价值体系。   应该说,第三种声音是知识分子中比较新的一种声音。这种声音由于相对新异,开始引人注目起来。其中一些代表人物就是后来也相继介入“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争论”的一些作家、学者,包括张承志、韩少功、王晓明、陈思和、朱学勤、张炜、史铁生、李锐等。而在这个时候,韩少功、蒋子丹正好接手《天涯》,应该说,历史给《天涯》提供了一个契机。1996年,《天涯》改版,将这些知识分子全部聚集了起来,一下子吸引了众多目光。因为在此前,批判性知识分子的力量还是比较分散的,也没有什么特别明确、稳定的阵地,只是在《上海文学》、《读书》等刊物上开辟了一些讨;而《天涯》适时出现,为这些批判性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尽情施展的舞台。   1997年前后,出现了所谓亚洲金融危机。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所谓亚洲四小龙和日本。因为它们完全以城市化、现代化,也就是西方化、全球化为目标的,而且整个是在美国主导的所谓全球经济体系的扶助下发展起来的。当时,其繁荣一夜之间就如泡沫般爆裂了。这是什么原因?而且由于亚洲四小龙和日本离中国非常近,一直是中国学习的榜样,很多经验和模式都曾被搬到中国来,就引起了格外的警醒。同时中国也从中得到一个教训,那就是大家意识到:实际上有很多东西,并不是你想追求,你就能够追求得到的,比如经济发展、繁荣富裕。它受很多因素制约。比如说国情。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不同的情况,比如说在美国、西方,它们现代化的前提就和我们不一样,它们先行一步,首先是能源,它们就有优势,它们已经把全世界的资源基地瓜分了,像石油、天然气什么,它抢先占了;还有人口的压力,它们通过开发所谓新大陆、殖民主义,已经成功转嫁危机了,过剩的人口也向外转移了——从欧洲向美洲、澳洲转移。而美国,本身是一个新大陆,它没有那些人口问题。但亚洲不一样,亚洲国家没有办法转移这些问题。那也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学习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历史背景都完全不一样。应该说,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它使很多人意识到,以前的目标是有问题的。于是一切归结到一点:具体到中国的国情,如果中国也想现代化,那么到底中国应该走怎样的一条道路?面对这一问题,知识分子中的争论更加深入。而且是,在人文精神大讨论引发知识分子分化后,关于这一更重大的问题的讨论,导致了批判性知识分子内部也产生了进一步的分化,我称之为“批判知识分子的左右分化”。一部分知识分子坚持还是应该以西方为主导,对内倡导诸如自由、民主、法制、宪政等观念,来取代旧的意识形态与体制,对外则继续开放、彻底走市场经济之路。他们认为中国出现的问题就是因为学西方学得还不够,还不彻底,受到了原有意识形态和体制的阻挠,以至“四不象”。所以要一切以西方为标准,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而不是亚洲四小龙那样的“四不象”的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完完全全融入美国主导的所谓世界文明体系。他们还对所谓“亚洲价值观”进行了批判;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则指出模拟复制欧美式现代化道路的不可能,历史事实已经证明此路不通,亚洲金融危机就是证据。而发达的欧美国家出于自己的利益考量,也不愿看到一个强大富裕的中国崛起,来分它们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赚取的红利。所以,中国应根据自己国情,摸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不管是从左的方面还是从右的方面,知识分子都试图就新的问题和情况,提出自己的一系列解决中国现代化之路的方案。   这个阶段,我个人称之为对自改革开放以来坚定不移的“改革开放路线”进行反省、思索、讨论的“总体性反思阶段”。我认为到了这个时候,中国社会开始进入了一个全方位的反思阶段。当然,其原因也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到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各种新的情况出现了,各种原来潜伏累积的问题暴露了。   于是,继从文学界、文化界开始的,就信仰啊、道德价值啊等展开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后,社会问题的讨论开始深入经济、法律、政治等各个领域、各个方面,一些经济学家、法律学家、社会学家等也开始介入,如当时的胡鞍钢、崔之元、王绍光、黄平、何清涟、秦晖、梁治平、朱苏力、贺卫方、刘军宁、韩德强、卢周来、任剑涛等,还有一些敏感的人文综合性知识分子如汪晖、李陀、徐友渔、王小东、萧功秦、南帆、韩毓海、旷新年等,以及原来在人文精神讨论中活跃的王晓明、朱学勤、韩少功等也加入进来。这个“总体性反思与争论”的阶段,后来被一些人称之为“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讨论”,其实质,就是围绕着“在新的情况下,中国究竟应该走什么样的一条现代化道路?”这个问题而展开的。   龙源期刊网:“在我们这个声音嘈杂的现实环境里,思想的声音仍然还很微弱,我们希望通过努力改变这一状况”这是您曾说过的一句话。这种改变的力度有多大?   李少君:在我们当下来谈这个,可能为时过早。一种思想产生作用,需要时间。《天涯》上的很多思想,其实正在变为现实,我们自己都可以感受到。但思想产生作用,很难一时看清楚,是比较模糊的。不过有些情况确实在朝着我们追求的方向前进。比如我们一直主张可持续的发展,还有我们对生态问题一贯的关注。已经产生了相当的作用。   为了说得形象一些,我以“自然之友”的工作作为例子吧。比如在“自然之友”等环保组织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下,北京等地的宾馆里已经不再主动提供洗涤剂,除非你需要时才会给你。确实一般宾馆里的洗涤剂、洗涤用品都给浪费掉了。还有,比如室内温度,专家研究出26度是人体最适应的温度,而且空调26度时是最省电的,现在很多宾馆也都将空调的温度固定在26度……这些情况的出现,应该说与环保组织做的大量工作有关。   《天涯》也是如此。1999年我们发起生态环境问题讨论,发表了《南山纪要:我们为什么谈生态—环境?》,在知识界引起很大反响。但《天涯》并不就此罢休,在国内一些环保组织发起“保护虎跳峡”运动时,《天涯》立即做出反应,全文发表了他们的号召签名的呼吁书,《天涯》是当时惟一全文刊登这份呼吁书的报刊。这其实就是《天涯》自对“生态问题”的宏观反思之后,进入到具体的一些行动的表现。《天涯》最近又和“自然之友”等组织联合发起了“自然生活与思想”的征文,希望在全社会推广一种自然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我们认为,这样的工作只要坚持下去,迟早会取得一些成效。这也是一些环保组织愿意与我们合作的原因。   龙源期刊网:文化界一直流传着“北有《读书》,南有《天涯》”的说法,两者都以思想、文化见长,相比之下,《天涯》的特色是什么?《天涯》与《书城》、《书屋》又有什么不同?   李少君:《天涯》的特色,我觉得主要是关注现实,注重独特的个人感觉与感受力,相对来说更有原创性。举一个例子,一部好电影或好的美术作品出来了,别的杂志可能是组织评论,我们则是直接约导演、编剧或画家本人写文章,阐述他的创作动机和介绍创作过程、心理。所以一些导演,例如贾樟柯、王超、吴文光及画家徐冰都给我们写过文章。我想这是我们和其他文化杂志的不同吧。他们更注重知识介绍。   龙源期刊网:目前《天涯》的生存状况如何?在国内做一份人文、艺术类杂志在你看来所要具有的条件有哪些?与国外相比我们的差距在哪里?是否同时又具有国外所不具备的生长土壤?   李少君:《天涯》目前属于一个上升的状态,因为同类杂志不少不办了或者方向改变,所以我们发行量还有所增加。   在国内办这种杂志,最基本的条件是要有一个真正喜欢办杂志、想办好杂志的主编和几个编辑人员,有热情,有理想,又执着。国内现在办得好点的人文、艺术杂志都有这特点。其次是上面支持,放手。   与国外一些较好的同类杂志相比,比如《纽约客》之类,国内同类杂志做的规模都还小,抗风险的能力较弱。但好处是中国很大,这样的杂志也总有人喜欢,总能生存下去;在很多国家,这样的杂志根本没有生存能力,完全靠政府和基金支持。   龙源期刊网:做一份小众的杂志,您的感受是什么?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在哪里?您对它的前景抱怎样的态度?   李少君: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而且这个小众是一个“无限的小众”,是在增加和不断更新换代的小众,其实人数并不少,而且他们是属于顶尖的人群,会对社会产生层层传递的影响。我碰到一些人,他们其实没有看过《天涯》,可是他们看过《天涯》上刊登过的文章,通过转载、互联网等,所以他们知道《天涯》是好杂志,对我们表达他们的尊敬。所以我常说办《天涯》,让人觉得自己有活力,不孤独,不落伍。   最大的问题和挑战是要不断与时俱进,因为《天涯》的读者档次很高,要求也就很高,你一个低级错误都不能犯,读者会较真。而人的精神和精力总是有限的,所以办《天涯》要不断学习,经常思考。   我对《天涯》充满信心,因为我们一是有好传统,二是有好机制,三是有好团队。虽然编辑队伍经常变化,但基本的理念与精神一脉相承,不因个别人员变动发生变化。   老百姓的书信、日记、检讨书、口头禅、公文、检举信,甚至判决书,是文学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深厚的土壤与基础   龙源期刊网:在《天涯》众多栏目中,“民间语文”这个栏目是读者评价最高、最具影响力的。该栏目之所以受读者欢迎的原因何在?《天涯》对这个栏目是如何定位和组稿的?   李少君:关于《天涯》的文学,学者张新颖有一段话概括得很好,他说:“文学是一个制度化的过程。在这个制度化的过程当中,伴随的是不断的排斥,就好像我开始接受到很多东西,但是后来有个人告诉我说那些不是文学,于是我就把它排斥掉了;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又有人告诉我什么什么又不是文学。比如说我小时候听老人讲故事,后来到我学文学的时候,就知道这个是故事,而不是文学。然后慢慢地排斥到最后,终于形成了一个越来越封闭、越来越孤立的一个圈子,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们把它叫作文学。当然我们可以把这个圈子说得好听一些,比如说随着它越来越孤立,它越来越‘上升’了,就是说它越来越‘高’了。但我有时候想,如果文学不是一门‘上升’的艺术,如果文学是一门‘下降’的艺术,那么它会怎么样?文学在‘上升’的过程中,获得了很多的技巧、很多的意识、很多很精致的东西,但是它丧失的是什么?那样一个很广阔的、那样一个很基础的、那样一个在我们的文学教育中不断被排斥掉的东西,真的是没有用的东西吗?那样一个东西真的是和我们的文学没有关系的东西吗?所以说我觉得,像‘民间语文’、‘作家立场’这样的栏目的设立,不应该说是在文学这个门类之外又有了一个其他类型的栏目,不必说它是一个另外的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就是文学,就是一个本来不应该被我们关到文学的大门之外的东西。”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张新颖在编辑年度最佳散文选本时,经常把《天涯》“民间语文栏目”里的日记或者书信之类直接选进去。而这个,也应该说是《天涯》最初开辟“民间语文”栏目的初衷,那就是把那些鲜活、质朴的老百姓的带有文学创作色彩的文本保留下来,我个人称之为“反文学、反纯文学之道而行之”的文学创作;张新颖则称之为“下降”的文学,“下降”到更广阔的地面上,而不是老悬在半空中的文学。同时,它也引导作家与更广大的社会、生活、民众建构一种关系。确实,老百姓的书信、日记、检讨书、口头禅、公文、检举信,甚至判决书里,其实蕴藏着他们的语言智慧、反映着他们活生生的现实与生存状态。是文学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深厚的土壤与基础。   《天涯》正是以这样一种边缘的底层的立场来坚持自己的文学之道。按韩少功、蒋子丹他们最初的说法,就是要让作家走向社会现实,让普通百姓走向文学。   龙源期刊网:著名作家何立伟说,《天涯》最好的是非文学部分,惟一不足的地方是纯文学的部分还缺少一定高度。在纯文学上,《天涯》如何去提高?   李少君:《天涯》不是一个纯文学刊物,文学的版面也比较少,连长篇小说都不能发,因此,要对文学创作本身产生很大的影响不容易。但《天涯》目前在可以作为的方面做得比较好。比如诗歌,《天涯》的“21世纪诗歌精选”栏目是公认的品牌栏目。还有新开的“散文新锐榜”,影响也越来越大。   龙源期刊网:《天涯》关于作者的“简介”,是名副其实的“简”:某某某,作家(或者学者),现居何处,主要著作有什么。在《天涯》,所有的书写者,所有的名字,都有着同样的、平等的平民的气息。这是否为《天涯》的刻意所为?   李少君:是很自然的。我们觉得对作者应该一视同仁,没有什么著名不著名的区别,只有好作品和坏作品之分。   龙源期刊网:《天涯》近期会不会有什么改变?有没有改为月刊的计划?   李少君:没有什么改变,会更深入地讨论一些话题。没有改为月刊的计划。   真正的网络文学有着强烈的倾诉与表达的欲望,并最终付诸实施,说不准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文学有一天就产生在其中   龙源期刊网:《天涯》是国内最早刊发网络文学的文学刊物,对网络文学怎么看待?对它的关注程度如何?   李少君:关于这一点,我最近有个比较完整的发言,贴在这儿作为回答吧。   在深圳的一个网络文学评奖会上,我对文学界有些人看不起网络文学的情况不以为然,说:其实我们仔细想一想,《金瓶梅》、《红楼梦》不就是当时的“网络文学”?   这并非我突发妄语。而是我近来在反复思考的问题。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对文学、诗歌的新一轮攻击甚嚣尘上。“诗歌已死”、“文学已死”的说法是老生常谈,不足为奇。两百年前雨果就对此不屑一驳:“今天,有许多人甘愿充当交易所的经纪人,或者往往甘愿充当公证人,而一再反复地说:诗歌消亡了。这几乎等于说:再没有玫瑰花了,春天已经逝去了,太阳也不像平日那样从东方升起,即使跑遍大地上所有的草原,你也找不到一只蝴蝶;再没有月光了,夜莺不再歌唱,狮子不再吼叫,苍鹰不再飞翔,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也消失了;再也没有美丽的姑娘、英俊的少年,没有人再想到坟墓,母亲不再爱孩子,天空暗淡,人心死亡。”两百年过去了,文学、诗歌仍然活得好好的。   还有一种,则是对文学真正充满忧虑的,他们担心在当下时代文学的价值和何去何从。他们是非常认真的,认为文学与诗歌目前面临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主要是两个情况:一是全球性的消费主义的潮流;二是网络带来的低俗化。这种忧虑值得重视,但对此,我们要放到一个长时段来看。   在我看来,文学或者诗歌,从来就是一会高潮一会低潮的;人们对文学或者诗歌的需要,从来就是一阵一阵的,对此,我倒信奉中国古代的循环史观。我们现在这种平庸、无信仰、无价值的状况会永远持续下去吗?我是表示怀疑的。全球化也确实导致同一化,消灭多样化与复杂性,消除民族个性与独特性,但元、清那样的在当时汉族士大夫看来彻底摧毁性的所谓“亡国”,情形不更严重吗?   关于全球化消费主义和网络低俗化的问题,其实是互相关联的,对此,我有不同意见。我个人认为,我们目前面临的情况无非与印刷术发明后出现的情况差不多。印刷术发明后,文化与知识得以更广泛普及,自然冲击了原来的建立在竹帛记载基础上的精英文化,事实上,也一度出现文学或诗歌的低俗化问题,比如唐宋小说,就类似今天的早期“网络小说”,是为精英阶层所不屑的,并且与今日相似,大部分小说的作者都是“匿名”的。但后来出现了《金瓶梅》。《金瓶梅》堪称最早的“互动小说”,有些内容是在传阅抄录印制过程中,阅读者自己添加上去的。当然,再后来,《红楼梦》也出现了。《金瓶梅》、《红楼梦》这样的小说,完全出自作者本能的表达冲动与需要,因为在那个时代,它们既不可能给作者带来利,也不可能带来名,反而可能带来危险,所以作者采取“匿名”的方式,导致后来为考证真正作者是谁,留下大量麻烦。这些小说的传播,靠的也是口口相传,互相推荐,也很类似今日的“网络文学”,贴在网上,任人阅读,好的大家互相转告。但这样的文学恰恰是真正的文学。所以,《金瓶梅》、《红楼梦》可以说堪称那个时代的“网络文学”,当然是最好的,如今我们称为经典。   其实真正的或者说最伟大的文学的本质或者说起源,不从来就是有话要说并不得不说、不说不行而产生的吗?哪里像今日体制化的文学生产,有的是为利,有的是为名,夹杂了大量文学之外的因素。对此,我倒要向那些真正的网络文学创作者表示敬意。真正的网络文学(也包括博客),其本质或者说起源,也同样是一个人在深夜面对电脑网络,有着强烈的倾诉与表达的欲望,并最终付诸实施。也许,说不准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文学有一天就产生在其中。   在当代,互联网促使文学普及的功绩不容忽视。对于仅仅发展九十年的新诗,我有一个大胆的说法:互联网彻底完成了从西方学习引进来的新诗的草根化。因为在网络时代,一个身处北京、上海等大都市的诗人,与一个身处宁夏、云南偏僻山区的诗人,只要他们都有电脑网络,在某种意义上,就处于同一起点上。不再像五四或文革后期,只有特殊阶层如留学生或高干高知子弟才能接触到西方文化文学经典。这样,诗人创作就必须依赖书本和知识之外的东西,比如说天赋或某种契机,那些真正有才气的诗人就会脱颖而出,挡都挡不住。我们回头看看唐朝就知道,李白的身世一直扑朔迷离,他到底来自何处,谁都不知道,但他的天才谁都能看出来,所以他一下子就冒出来了。这显然要归功于印刷术发展许多年以后文化知识的普及,使得一个出生偏僻之地的诗人也能完成一流的诗歌学习与教育,然后凭天赋迅速显示出来。李白就是那个时代的“草根诗人”。而且那个时代优秀的草根诗人层出不穷。我们这个时代的诗歌状况也与之类似,当代诗歌的成就与水平无疑是五四以来最高的,这几乎无需讨论。因为新诗的起点非常低,很容易被超越。几十年来,由于文化知识的普及,汉语的精华到处传播扩散,优秀的诗人不再仅仅限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一些地方性诗人的成就与声誉越来越高,比如于坚、李亚伟、杨键、雷平阳、桑克、江非、古马、蓝蓝、叶丽隽等。只要假以时日,他们的诗歌也会慢慢流传。   互联网最终能带来什么?我们现在不必过早下结论。至少互联网在某种意义上带来了文化知识的大众化与普及,也带来了思想的民主化,这些当然会带来一些改变,出现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但文学或者说诗歌根本的本质是永远不会变化的,它永远是一个人独自面对世界、自然与人生的疑惑与追问,是人类挑战遗忘与单一化的伟大壮举。无论前人有过多少年千千万万次探求、尝试与追问,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仍然会重新开始。   当代文学当然也面临新情况的挑战,起码在我看来,当代文学在发展三十年后,其主流“纯文学”如今面临着过于精致化的趋向。而这种精致化其实则是过于依附西方现代文学的结果。所以,有时那些虽然有些粗糙但生气勃勃的“网络文学”,比那些著名作家的“纯文学”还更受欢迎,也更能反映我们时代的真实面貌与社会真相。因此,我觉得当代文学的突破,不妨考虑向“网络文学”学习并从中吸取一些东西。   当然,文学本身永远有高下之分,最优秀的文学作品,永远是很少的。但文学的发展与前进,从来是伴随着民主化、大众化进程的。古典诗歌发展到一定时候,过于贵族化、精致化,所以后来的宋词、元曲就平民化一些,到了白话小说,就更深入市井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学应当不断向下,向下,再向下。   龙源期刊网:“天涯之声”是《天涯》曾办的一个网站,如今横行网络的不少网络知识分子最早都出自这个网站的天涯纵横论坛,后来停办了。今后会不会有再建网站的打算?   李少君:暂时没有。因为我们现在与天涯社区还有合作,还经常一起联合做些事情。   龙源期刊网:《天涯》和天涯社区都声名赫赫,同名且都在同一个城市,两者有什么关联或者有什么合作?   李少君:我们曾经联合办过“天涯之声”,后来合作中止了,良好的关系却保持了下来,经常会互相呼应。   龙源期刊网:您当时是“天涯之声”网站创始人,曾经也是惟一的管理人员。您说,从当时起,您对网络依赖很大。如今您和网络的关系如何?   李少君:我仍然保持每天上网浏览的习惯。也许人们对网络会越来越倚赖。   龙源期刊网:《天涯》曾经与国内最早最大的环保组织“自然之友”联合推出了“自然生活与思想”写作的征文。像这样与社会公益组织举办的活动,还有哪些?投身于社会公益活动,是否为《天涯》的方向之一?   李少君:我们还办了一个“天涯农民书屋”。我们会尽自己的能力做些公益事业。   国内人文阅读者群体不是会消失,而是会更新换代,所以要保持敏锐、敏感   龙源期刊网:2006年3月,《书城》因经济原因宣告停刊半年。《书屋》和《万象》近年也面临来自市场巨大的压力,连最王牌的人文杂志《读书》今年也遭遇了订户下降的难题。界内人文杂志遭遇寒冬的声音不绝于耳。您认为造成人文杂志时下困境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李少君:《读书》订户下降吗?我不清楚。《天涯》今年的订户还略有上升。而且我觉得情况这两年应该会好一些。   龙源期刊网:学者李天纲指出,人文杂志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国内人文阅读者群体的消失,其次是办人文杂志的多半是文人,他们对杂志的发行、经营工作经验不足,重视不够,而发行、经营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本刊物在市场上的最终命运。对此,您的态度是什么?   李少君:有一定道理。其实不是阅读者群体会消失,而是会更新换代,所以要保持敏锐、敏感。这一点,我去一些大学讲课,常强调。高兴的是很多大学生还在看《天涯》。   龙源期刊网:有专业人士提出,仅仅把读书类杂志称为人文杂志是片面的,是这样吗?《天涯》归类于读书类杂志更确切一些还是归类于人文杂志更确切一些?   李少君:读书类杂志也许不是人文杂志,不过我们主要还是人文杂志,原创性的人文杂志。不仅仅是知识的介绍与传播。   龙源期刊网:国外的杂志对我们是否具有参考、借鉴作用?他们的利弊在哪里?你个人比较喜欢的主流与非主流杂志有哪些,请给我们作一个推荐。   李少君:国外的同类杂志,办的时间比我们长,他们经营意识和品牌意识比我们强,他们的利用品牌增殖繁衍的意识也比我们强。这些都值得我们借鉴。   但他们也有他们的问题:他们过于专业化,更小圈子化,对大众的影响力还不如我们。我们其实比较开放,与其他大众媒体互动得比较好。比如我们《天涯》,就与很多报纸、电视台有合作,放大了我们的影响力。包括我们发起的讨论,媒体会跟进,会发生更大范围的影响。   我喜欢的主流媒体有凤凰卫视、南方日报集团、新京报、以前的香港《明报》等。非主流媒体有《读书》、《看电影》、以前的《东方》等,还有一些企业办的内部刊物。   生活中我很随意,容易满足,给我什么我就拿什么,不多要   龙源期刊网:提起《天涯》,人们总会把这本刊物和前任主编韩少功这个名字联系起来,韩少功在这本刊物留下了太多个人的烙印。作为这本杂志的现任主编,对此,您是否感到压力?如何去突破?您的文学风格对今天《天涯》的风格有什么影响?   李少君:没有。我本来就是认同韩少功的办刊宗旨才来的。如果说有压力,是因为以前起点太高,要保持这种高度都不容易。不过以前对各种重大问题的讨论比较多,我们现在则更追踪具体现实一些。   我自己的文学风格,是一定要保持自己真实的感受,我觉得只有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思想、理论才是值得信赖的。   龙源期刊网:从《海南日报》主任编辑到《天涯》主编,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心路历程?《天涯》有实现您的理想吗?从一个薪水要高一倍的单位来到《天涯》,您是否是一个对精神的追求远甚于物质的人?   李少君:那时我还年轻,想给自己的生活一些挑战。当时《天涯》正好处于一个转型关口。财政拨款一分钱也不给了。   我觉得基本上满意吧,但很难说就实现了自己的理想。   我是一个不怎么追求物质生活的人,我觉得这个社会上总得有些人更关注精神生活。再说,基本的物质需要现在不难解决,大部分人温饱不是问题,只要要求不是太高。   龙源期刊网:带着问题意识办刊物,把每一期杂志当成创刊号来办。这是您说过的一句话。是否每一期的刊物,您都会给自己很大的压力?   李少君:我总是希望每一期《天涯》都有一些可以留下来的东西。或者说是一种思想,或者说是一首诗,或者说是一种观点。所以我有点像一个完美主义者。不过生活中我其实很随意,容易满足。给我什么我就拿什么,不多要。   龙源期刊网:作为诗歌评论家,您如何看待当今诗坛的现状及发展?您曾提出诗歌的“草根性”理论,成为当下诗歌界争论的焦点。您是否认为,好诗均出身于草根?您眼里好诗的标准是什么?   李少君:“草根性”和“草根”是两个概念。伟大的作家,肯定有“草根性”,屈原、杜甫、曹雪芹等等,他们自己不是草根,是贵族出身,但他们一旦从宫廷深宅走出来,有了草根性之后,就写出了伟大的作品。所以“草根性”应该理解为面向广大的世界与人生。“草根性”另外还指一种独特的个人的原始的感觉和感受力。   我之所以提出“草根性”,最初主要针对诗歌界的几种我以为不好的倾向:如观念化、书斋化。不过现在诗歌界情况好多了,倒是小说界开始存在相同问题,如“纯文学”越来越远离现实,脱离生活,所以这一话题的争论越来越大。   龙源期刊网:大凡文学评论家,因对某些人或某些现象提出异议,不免引来一些非议。作为诗歌评论家,您也不例外吧?您如何对待这些声音?   李少君:我觉得很正常。能引起争论,说明说出了一些问题,否则谁会关注呢。我会注意倾听别人的意见,也会坚持自己觉得应该坚持的。   龙源期刊网:您的另一个身份是写作者,除了写评论,您还写随笔、小说。三者哪一个您最为看重?请介绍一下您近期的创作情况。   李少君:我都看重,都是自己表达的方式嘛。现在我主要写诗,没有什么计划。我认为,什么都可以通过诗歌表达。   龙源期刊网:您说,生活中您常常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有永不满足争取进步的要求,有时会使自己很疲惫。这是否是说,您对自己的现状永远不会感到满意?悲观和疲惫在一些人眼里,是消极的人生态度,对此,您怎么看?   李少君:我是一个大事上的悲观主义者,小事上的积极乐观主义者,也许是因为文学追求的美、自由、永恒这些东西,总是显得“虚无”、“抽象”的。其实在生活中,我是很积极向上的、充满热情的、很能感染人的,有些朋友甚至称我是“阳光型”的。   龙源期刊网:您的同事说,您身上有一种眼下已经不太多见的急公好义。比如说,碰上公家有事要联络,您拔出私人手机就给香港或者美国打电话。您是否认为这一性格为自己的优点?   李少君:我也不知道,也许是自己不怎么计较吧。我觉得金钱是小事,我们这种人不应该过于计较金钱利益。否则我怎么可能会从一个报业集团到《天涯》来?薪水一下少了一半。 亲爱的读者:   就以上访谈内容,如果您还有想了解并希望主编回答的问题,请给我们发邮件,我们将向主编及时转达您的问题,并尽快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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